津巴布韦石油储量丰富_津巴布韦真实油价

1.“对于有固定汇率的国家，如果只有停止做最大的努力以防止更正，

2.中国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有哪些

3.谁知道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危害要持续多久

4.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能够一定程度上幸免此次金融危机？

5.人民币与俄罗斯卢布兑换率

6.欧洲经济体崩盘可能性大么

“对于有固定汇率的国家，如果只有停止做最大的努力以防止更正，

哈佛大学教授Keneth Rogoff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了题为“汇率体制与国际资本市场整合：中国的表现及含义”的演讲。演讲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他指出，现在对Rogoff教授演讲是很好时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汇率制度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不久前中国宣布人民币升值2%，并开始由钉住美元转为钉住一篮子主要货币，同时允许汇率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即实行所谓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Rogoff教授讲演将对理解我国汇率制度问题具有借鉴作用。

Rogoff教授首先对最新的汇率方面的研究文献做了综述，从这些文献中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融体制尚未发展、与国际资本市场没有很好整合的国家，用固定汇率会运行良好并具有可持续性。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增长率高而通胀率低，“真正”浮动汇率制更为适用。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比较适用中间的浮动汇率制。

从历史上看，十多年前国际上很多国家是固定汇率制，同样有很多使用了浮动汇率制，但所谓中间浮动汇率制度非常之少。在15年左右，约三分之二的国家是固定汇率制，而现在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使用了中间汇率制度。并且这个趋势会不断持续，到2020年可能会继续上升。Rogoff教授强调，在划分国家汇率制度分类时，不是听宣称他们使用了某种汇率政策，而是要看他们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很多宣称浮动汇率的国家实际上是固定汇率制，同样有很多宣称固定汇率制实际是浮动汇率制的，这样的国家很多是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双重汇率。

Rogoff教授接着讨论未来汇率制度会如何变化。对于“2050年世界汇率体系应该如何”？在中国影响较大的罗伯特·蒙代尔教授观点是，未来只有一种世界货币。Rogoff教授的观点则与此不同，他认为在未来50年后，世界货币系统应该由至少三种到四种主要货币组成，比如人民币、美元、欧元，再加上一个主要石油输出国或是商品输出国的“与大宗商品相联系的”货币。当然对于货币而言，还会存在很多问题。

另议一个问题是，现今中国应该做什么？Rogoff教授指出，现在中国将汇率制度变得更加弹性化这一举措既是必需的、也是合适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以及贸易的扩张，固定汇率制已不再是中国可行的汇率制度，特别是如果中国想要对自己的货币政策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会迫使中国跟从美国的货币政策。保持固定汇率制也非常困难。当然中国有能力永远保持固定汇率制，但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既然中国明确应该改革汇率制度，但应如何考虑时机选择问题？Rogoff教授认为，早调整比晚调整要好，否则国家会因此遭受损害。也有意见认为，中国不会受损，原因是中国有约7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Rogoff教授以90年代的欧洲经验为例说明外汇储备并不能使国家免受伤害。由于不愿放弃固定汇率制，瑞典损失了100亿美金的储备，整个银行系统也在短短一个月内崩塌，花费了近7年的时间才得以重建。另外，中国7000亿的外汇储备相比于全球每天20000亿美金的交易市场规模而言微乎其微。外汇储备并不是不能起作用、但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麦金农、蒙代尔教授都曾指出，中国不应放弃原先的固定汇率政策。从蒙代尔80、90年代的著作看来，维持固定汇率制的一个中心论据在于，没有一个不会通货膨胀。这也几乎是蒙代尔教授唯一重要的论据。但现在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一点：稳定的浮动汇率制会比原来的固定汇率制好。货币政策上的改进，例如独立的央行、设定通胀目标，都使国家在没有汇率工具的条件下仍可以控制通货膨胀。而且现今国际社会的通胀问题已经远远没有过去那么严重。1992年，全球有超过40个国家的通胀率达40%，其中津巴布韦是20000%，刚果人民共和国是10000%。现在，津巴布韦的问题依然严峻，但其他的国家都已控制住了通胀程度。刚果人民共和国现在的通胀率也只有个位数而已。因此Rogoff教授认为中国不会因为放弃固定汇率制而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即使遇到问题，也可以加以控制。这需要中国对自身的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同时加强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和管理。

反对放弃固定汇率制的第二个理由在于金融危机。西方学术界很多文章认为，如果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制，则会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Rogoff教授认为出现金融危机多半是由于国家是被迫放弃原先的汇率制度。更重要的是，发生金融危机一般是由于货币价值的大幅降低而非升高。以墨西哥为例，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原因在于墨西哥将比索对美元的汇率降低30%而造成汇率危机。比索实际价值下降了一半多，一夜之间墨西哥全国GDP的30%也由于比索贬值而消失殆尽。损失严重的还有墨西哥的很多银行，他们多为借入美元、贷出本国货币。同样的情况还曾出现在韩国和印尼。但中国目前情况是存在汇率升值压力。当然会有银行和企业在此次汇率变动中受损，但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体变得更加富有了。因此不会出现大规模全球性的宏观经济危机、或者说出现危机的可能性极小。

蒙代尔教授等人认为，如果中国人民币升值，则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达到10%、而会和日本一样降为0。1985年日本曾与美国在欧洲订下广场协议，约定日本汇率升值。到了90年代，日本经济一蹶不振。Rogoff教授不赞同此种观点。他认为，日本经济问题不是在汇率政策调整之后就出现的，导致经济萎靡的主要原因并不能确定为日元的升值，最主要原因是日本宏观政策严重失误。

汇率制度弹性化和汇率升值是两码事。现在对于人民币的压力是升值，但可能今后的某一天压力会是使人民币贬值。近期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仅来自于贸易顺差，也来自于资本的净流入。而资本的控制是不平衡的，通常是流入容易流出难。如果资本控制力平衡，那么现在人民币的压力则可能贬值。

接着Rogoff教授列举了人民币被低估的论据。首先，从货币的购买力看，举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为例，在各国此产品的销售价格各不相同，中国价格最低，仅合1.27美元。再者，从中国的贸易增长来看，中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自由化后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以中国、日本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为例做比较。中国以19年为基点，日本以1955年为基点，而新兴工业化国家以1966年为基点，作图比较发现，中国与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趋势完全相同，贸易规模逐年上升，并且这个趋势还会继续维持。

但从真实汇率(经过用通货膨胀率调整的汇率)来看，中国情况则并不典型。19年后中国真实汇率发展趋势与自由化后日本背道而驰。日本保持上升趋势，而中国则不断下降。通常来说，从整个世界来看，一个国家富有的程度与其国内的价格水平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即越富有的国家东西越贵。因此，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变得富有后，真实汇率水平是应该上升的。这就是Belassa Samuelson效应：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会经历货币的升值，原因在于较高的生产率发展水平会带动工资的提升。而在中国，Belassa Samuelson效应并没有出现，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后备队伍。中国经济正在全球化、但是生产率高的地区可以不断地从尚未全球化的较为落后地区吸入劳动力，这一过程阻止了劳动力价格上升，从而阻碍了整个价格水平上升。

正是由于人民币被低估，中国2004年贸易顺差官方数据为1000多亿美元，但实际上应该是这个数字可能要在增加25%到50%。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7000亿美元，很有可能在2006年达到日本储备规模。

人民币升值压力来源于何处？庞大的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和贸易赤字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也是其他很多国家对美元汇率升值的最大压力。美联储提高短期利率会推动美元短期内升值，但这只是暂时性效应，美元总体面临的压力是贬值。美国用掉了全球储蓄量的3/4，而世界上很多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却必须为最富有国家的挥霍行为买单，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美国的赤字在全球占很大的部分。2004年美国总的经常账户顺差为8880亿美金，当今国际上顺差最大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比中国还要高出很多。而美国2004年的赤字已经达到6660亿美金，几乎吸收了经常账户总额的3/4，这也是美国广借外债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在美国贸易不平衡中，中国只占较小一部分。

Rogoff教授现场展示了一幅曲线图，表现的是各国在国外拥有资本规模占国内GDP比例。可以发现，红色虚线代表的日本是这一比例最高的国家；瑞典和挪威仅随其次。新兴的亚洲国家近期发展很快，他们以及中东国家现在这一比例都在逐渐升高。欧洲国家和美国这一比例都为负数，即所负外债超过拥有的国外资产。且美国这一比例很高，并逐年增长。这也是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的原因。

Rogoff教授肯定中国汇率的弹性化有助于改变世界贸易不均衡的状况，但这一作用很小。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人民币与美元间存在较大的关联。Rogoff教授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把世界贸易分成供给和需求两部分，以需求部分为标准来使世界贸易获得均衡，那么需要整个亚洲地区货币全部升值18%。而即使亚洲货币升值20%，但如果不配合相应的政策调整，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仍然不能得到很好地缓解。

改变国际贸易不均衡的现状最需要美国的调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很低，基本上为零；公共储蓄则为负数。另外，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起到作用。例如欧洲可以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增加储蓄、降低赤字；欧佩克国家虽然可以通过油价的上升可到更多的盈余，但从过去的经验而言，他们面临着政策和价格水平的调整；拉丁美洲也不可能长期维持赤字运转的状况。

最后Rogoff教授讨论了“汇率制度与资本市场整合紧密相关”这一问题。他展示了资本市场开放与不同经济体发展关系的图形，其中列举了1980到2000年间发展最快国家和最慢国家，分别列出他们的人均GDP变化以及资本市场是否开放的情况，最快的置于左边，最慢的置于右边。左边的国家包括中国、韩国、泰国、印度等，右边的则包括海地、尼日尔、尼加拉瓜、多哥等。总体来说，发展最快的国家大多资本市场开放，发展慢的国家则反之。Rogoff教授强调，资本市场是否开放，仍然要看国家怎么做、而不是怎么说。例如中国，虽然说资本市场不放开，但实际上仍然有与国际资本市场整合的部分，印度也是如此。可以得出结论：发达国家大多资本市场开放；发展中国家也在逐步地将资本市场放开。老一辈的宏观经济学家多是持这一观点：资本控制是不好的政策，但从最近的宏观经济学著作来看，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Rogoff教授认为，如果从长期的国家发展证据出发，传统观点仍然站得住脚。

从资本开放角度看，中国在某种程度包含两个部分，较发达的东部和内地尚未很好发展的地区。较发达的地区，类似于土耳其、韩国等，属于新兴市场。而其他内地地区尚不属于新兴市场，很多方面与中国的东部地区完全不同，但所有地区使用同一种货币。因此，更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发达地区而言非常适用，但对其他地区并非如此，这是个困难的问题。弹性汇率制度如果运用于贫穷地区，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但总体而言这个问题在中国不会很严重。

最后Rogoff教授对其演讲的内容做了简短的总结。汇率制度非常重要，并且汇率制度是与资本控制紧密相连的，必须结合在一起考虑。另外，没有一种汇率制度使可以放之天下而皆准的。但有一条基本规律是，国家变得越富有，汇率制度就应该越弹性化，同时资本市场也应该越开放，以增加与国际资本市场整合的程度。

如果认为我回答的好记得给赞哦。

mjunyusoen87563015752016-12-23 10:51:25

中国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有哪些

敢问经济危机影响下得中国经济复苏

路在何方

美国次贷危机彻底震碎了华尔街神话，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两家投资银先后倒下，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国国际集团（AIG）等房地产和保险巨头则需美国国会大手笔斥资拯救，在美国经济被金融危机搞到奄奄一息的时刻，世界目光纷纷转向经济仍然茁壮增长的中国：金融危机会把中国拖下水吗？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学者：刺激内需是关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近期发表的两篇评论中强调，中国有条件争取到“独善其身”，“我们无须重复令全世界都羡慕的老生常谈——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大算盘不难打：只要国内需求有较大的扩展，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制造业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转向对内，中国经济不但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且也许对全球经济‘过冬’也不无小补。”

周其仁认为，到了最后，困难只有一个：究竟怎样才能把中国的内需潜力释放出来?

他说，中国目前所谓内需不足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不仅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这个比例实在太低。”

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访问时也提出同样的论点，他说，多年来，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刺激消费的政策一直难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占有的收入比重过高。

中国的税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年预算收入可能达到6万亿人民币(人民币1元约兑0.2新元），占GDP的21％，是20世纪90年代最低水平的两倍。国有企业利润也可能达到GDP的6％，还有大量预算外收入。总体而言，中国“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财富，或者是国民生产净值（GDP减去资本贬值）的40％。

谢国忠说：“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明显地转向这边。降低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

让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更高比例、让他们掌控更多财富就能刺激内需？中国网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热烈，据记者的观察，越来越多中国人拥有过去的“日本人思维”，给他们更多钱，他们会储蓄大部分，对内需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前景不明朗、对前途没有信心，大家都有未雨绸缪的心理。

一名网民在滕讯网论坛中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障一个公民的未来（教育、医疗、养老、就业），那这个国家不可能有内需，因为钱都要储蓄起来，预防这些问题。中国的内需?你能先分析一下中国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么?”

周其仁在其评论中强调，通货膨胀和景气收缩固然受全球趋势的影响，但并不意味每个国家只能被动跟随、无所作为。

他说：“以通胀为例，全球通胀抬头是事实，国际高油价高粮价的冲击也是事实，但在同样的全球环境里，各国通胀率从津巴布韦的百分之几百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大有差别。这说明各个国家还是可以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有所作为、趋利避害的。”

另一方面，周其仁也认为，中国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庞大，面对国际市场升级空间广阔，转向为内需服务同样潜力巨大。此外，中国服务业还在初级阶段，国人收入增加，时间成本增加，对“方便”的需求方兴未艾，这些都是服务业的机会。

他还说：“中国在能源方面也有潜力。油价高，最不应该被吓倒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能源消费中的70%是煤。中国还有粮食生产的潜力与机会。中国还有很多土地没有经营好，原因之一就是粮价不够高。将国际上的高粮价适当传导给中国农民，增产潜力不会小。”

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

《21世纪经济报道》上星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仍存在相当程度的金融管制，是否能因此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独善其身？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接受该报访问时说：“灾难的传导不会只通过金融层面，我们不能认为人民币不国际化、资本市场没有开放，中国就可以避过这场危机的影响。危机可以从贸易层面传导进来。我们这些年的高增长很大程度是靠外贸和外需，外需增长快，带动了一大批外向型产业的投资增长。”

中国金融协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日前在“新浪”举办的一个论坛上则说：“前一段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好，金融的国际参与度还不够高，所以从目前时点来看影响还不算大，但不可大意。”

唐双宁说：“现在经济已经全球化，金融已经没有国界，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为一体。”他特别表示对于经济危机的思考以及防范措施应该提前着手进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已经出台了《国家金融突发应急预案》，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各部委应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提高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但这些只是通过协调机制同其他经济部门进行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培训学院院长王自力说：“事实上，要真正达到管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济主导权的目的，可能还需要改变金融分业监管的局面。统一把预防、阻击热钱进入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对频繁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热钱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预警机制，密切监控热钱流入，规范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管理，重点查处违法违规资金流入，并加强国际合作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可能带来的冲击。”

王自力也说：“当前，中国不仅要关注证券市场和楼价下跌对宏观经济面的影响，而且需要关注不断变幻的国际经济环境，及时进行调整。只要应对正确，国内市场就不会大乱，更不会真实衰退。”

谢国忠则认为，经济发展不能单靠股市、楼市支撑，中国接下来的路一定是要提高经济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

谢国忠预测，美国经济见底并恢复估计要四五年。中国不能希望靠美国经济复苏把自己拉上来，而必须要另外杀出一条血路来，而“杀出血路”的利器，就是提升中国经济效率。他认为，“改革是唯一出路”。

他表示，从短期来看，两方面的政策很重要。从稳定需求来看，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考虑到出口企业和地产开发商的资产流动性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越来越明显，一些财政刺激措施可以做“软着陆”的保障，例如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网修建等，来缓冲下行风险，对经济长期发展也有好处。同时，要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解决他们的偿债能力问题。

“接下来（中长期）就应该找到经济低效率的地方并加以改变。（中国）在财政收支、金融资本政策控制、价格体系控制中存在着相当多低效率的地方。提高效率，中国经济就可以上一个新台阶。”

扩大内需先刺激内需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所造成的最直接影响，其实就体现于大批中小企业的相继倒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中国的宏观调控措施令中小企业承受很大的压力，包括推高其融资成本，使它们纷纷转向地下钱庄借钱，从而负债累累。另外，原材料价格的飙升也让它们雪上加霜。

不过，次贷危机使美国人束紧腰带，大大削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这才是对中国中小企业所造成的“最关键的影响”。“不少中小企业都属于出口型，美国是重要的出口市场，东西（产品）卖不到美国去了，就面对不得不转型的问题。”

以出口为导向经济模式行不通了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有6万7000家中小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雇，说明了过去压低产品价格、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加上美国可能在增加出口量以调整贸易赤字的前提下，要求中国开放其市场，中国企业不但得扩大内需，还要提高竞争能力。提高技术、品牌管理力度和转入服务业，也就成为中小企业继续生存的先决条件。

然而，广大的中国民众重储蓄，或宁可放手一搏，投资股票以“钱生钱”。在这样的背景下，刺激内需、带动人们消费谈何容易？

对此，孙立坚说，首先必须认清人们不愿消费的原因。“老百姓后顾之忧太多，不管是住房、医疗、孩子教育还是养老，未来要用到钱的机会太多了，就把钱储蓄起来或进行投资。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此外，要刺激内需还得确保产品质量，否则中国人都不买“中国制造”，“钱还是流入其他国家”。孙立坚强调：“要两手抓，既确保企业能把东西卖出去，也要使老百姓愿意买。”

开展离岸业务 以降低投资美市场风险

孙立坚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对其外汇资产管理也带来挑战。他解释，中国自18年开放以来，出口势头猛，累积了大量外汇储备，现在因美元贬值而蒙受损失。

“我们把产品价格压低，出口到美国去，赚了美元又让美国人去管理，可是他们却管得很糟。那么，我们是否能自己管理美元呢？”

孙立坚指出，中国拥有近1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加上不少其他亚洲国家也有美元储备，预计全世界的美元有三分之二在亚洲国家手里。“大家都在问：美元可以投资到哪里去呢？是否能把美元拿到亚洲进行管理呢？”

他因此建议开展离岸业务，使中国投资机构能投资在发美元债券、有潜能的亚洲企业，以降低直接到美国市场投资的“政治风险”。

事实上，由于诸如中投公司等中国投资机构仍是国有企业，走出去时经常受到投资国怀疑，并面对较高的壁垒阻挡，以致如孙立坚所说的“无法彻底实现海外投资的战略和预期目标”。

他因此希望美国能在中国注资方面“解放思路”，不要对中国国有企业有戒心，以致经济举措蒙上浓浓的政治色彩。

由于中国的执政体系和政治制度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经济危机虽然可以影响到中国的股市,但是,动摇不了中国经济根基~~

谁知道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危害要持续多久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美国次贷危机彻底震碎了华尔街神话，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两家投资银先后倒下，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国国际集团（AIG）等房地产和保险巨头则需美国国会大手笔斥资拯救，在美国经济被金融危机搞到奄奄一息的时刻，世界目光纷纷转向经济仍然茁壮增长的中国：金融危机会把中国拖下水吗？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学者：刺激内需是关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近期发表的两篇评论中强调，中国有条件争取到“独善其身”，“我们无须重复令全世界都羡慕的老生常谈——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大算盘不难打：只要国内需求有较大的扩展，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制造业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转向对内，中国经济不但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且也许对全球经济‘过冬’也不无小补。”

周其仁认为，到了最后，困难只有一个：究竟怎样才能把中国的内需潜力释放出来?

他说，中国目前所谓内需不足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不仅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这个比例实在太低。”

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访问时也提出同样的论点，他说，多年来，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刺激消费的政策一直难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占有的收入比重过高。

中国的税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年预算收入可能达到6万亿人民币(人民币1元约兑0.2新元），占GDP的21％，是20世纪90年代最低水平的两倍。国有企业利润也可能达到GDP的6％，还有大量预算外收入。总体而言，中国“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财富，或者是国民生产净值（GDP减去资本贬值）的40％。

谢国忠说：“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明显地转向这边。降低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

让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更高比例、让他们掌控更多财富就能刺激内需？中国网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热烈，据记者的观察，越来越多中国人拥有过去的“日本人思维”，给他们更多钱，他们会储蓄大部分，对内需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前景不明朗、对前途没有信心，大家都有未雨绸缪的心理。

一名网民在滕讯网论坛中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障一个公民的未来（教育、医疗、养老、就业），那这个国家不可能有内需，因为钱都要储蓄起来，预防这些问题。中国的内需?你能先分析一下中国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么?”

周其仁在其评论中强调，通货膨胀和景气收缩固然受全球趋势的影响，但并不意味每个国家只能被动跟随、无所作为。

他说：“以通胀为例，全球通胀抬头是事实，国际高油价高粮价的冲击也是事实，但在同样的全球环境里，各国通胀率从津巴布韦的百分之几百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大有差别。这说明各个国家还是可以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有所作为、趋利避害的。”

另一方面，周其仁也认为，中国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庞大，面对国际市场升级空间广阔，转向为内需服务同样潜力巨大。此外，中国服务业还在初级阶段，国人收入增加，时间成本增加，对“方便”的需求方兴未艾，这些都是服务业的机会。

他还说：“中国在能源方面也有潜力。油价高，最不应该被吓倒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能源消费中的70%是煤。中国还有粮食生产的潜力与机会。中国还有很多土地没有经营好，原因之一就是粮价不够高。将国际上的高粮价适当传导给中国农民，增产潜力不会小。”

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

《21世纪经济报道》上星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仍存在相当程度的金融管制，是否能因此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独善其身？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接受该报访问时说：“灾难的传导不会只通过金融层面，我们不能认为人民币不国际化、资本市场没有开放，中国就可以避过这场危机的影响。危机可以从贸易层面传导进来。我们这些年的高增长很大程度是靠外贸和外需，外需增长快，带动了一大批外向型产业的投资增长。”

中国金融协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日前在“新浪”举办的一个论坛上则说：“前一段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好，金融的国际参与度还不够高，所以从目前时点来看影响还不算大，但不可大意。”

唐双宁说：“现在经济已经全球化，金融已经没有国界，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为一体。”他特别表示对于经济危机的思考以及防范措施应该提前着手进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已经出台了《国家金融突发应急预案》，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各部委应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提高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但这些只是通过协调机制同其他经济部门进行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培训学院院长王自力说：“事实上，要真正达到管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济主导权的目的，可能还需要改变金融分业监管的局面。统一把预防、阻击热钱进入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对频繁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热钱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预警机制，密切监控热钱流入，规范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管理，重点查处违法违规资金流入，并加强国际合作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可能带来的冲击。”

王自力也说：“当前，中国不仅要关注证券市场和楼价下跌对宏观经济面的影响，而且需要关注不断变幻的国际经济环境，及时进行调整。只要应对正确，国内市场就不会大乱，更不会真实衰退。”

谢国忠则认为，经济发展不能单靠股市、楼市支撑，中国接下来的路一定是要提高经济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

谢国忠预测，美国经济见底并恢复估计要四五年。中国不能希望靠美国经济复苏把自己拉上来，而必须要另外杀出一条血路来，而“杀出血路”的利器，就是提升中国经济效率。他认为，“改革是唯一出路”。

他表示，从短期来看，两方面的政策很重要。从稳定需求来看，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考虑到出口企业和地产开发商的资产流动性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越来越明显，一些财政刺激措施可以做“软着陆”的保障，例如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网修建等，来缓冲下行风险，对经济长期发展也有好处。同时，要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解决他们的偿债能力问题。

“接下来（中长期）就应该找到经济低效率的地方并加以改变。（中国）在财政收支、金融资本政策控制、价格体系控制中存在着相当多低效率的地方。提高效率，中国经济就可以上一个新台阶。”

扩大内需先刺激内需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所造成的最直接影响，其实就体现于大批中小企业的相继倒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中国的宏观调控措施令中小企业承受很大的压力，包括推高其融资成本，使它们纷纷转向地下钱庄借钱，从而负债累累。另外，原材料价格的飙升也让它们雪上加霜。

不过，次贷危机使美国人束紧腰带，大大削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这才是对中国中小企业所造成的“最关键的影响”。“不少中小企业都属于出口型，美国是重要的出口市场，东西（产品）卖不到美国去了，就面对不得不转型的问题。”

以出口为导向经济模式行不通了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有6万7000家中小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雇，说明了过去压低产品价格、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加上美国可能在增加出口量以调整贸易赤字的前提下，要求中国开放其市场，中国企业不但得扩大内需，还要提高竞争能力。提高技术、品牌管理力度和转入服务业，也就成为中小企业继续生存的先决条件。

然而，广大的中国民众重储蓄，或宁可放手一搏，投资股票以“钱生钱”。在这样的背景下，刺激内需、带动人们消费谈何容易？

对此，孙立坚说，首先必须认清人们不愿消费的原因。“老百姓后顾之忧太多，不管是住房、医疗、孩子教育还是养老，未来要用到钱的机会太多了，就把钱储蓄起来或进行投资。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此外，要刺激内需还得确保产品质量，否则中国人都不买“中国制造”，“钱还是流入其他国家”。孙立坚强调：“要两手抓，既确保企业能把东西卖出去，也要使老百姓愿意买。”

开展离岸业务 以降低投资美市场风险

孙立坚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对其外汇资产管理也带来挑战。他解释，中国自18年开放以来，出口势头猛，累积了大量外汇储备，现在因美元贬值而蒙受损失。

“我们把产品价格压低，出口到美国去，赚了美元又让美国人去管理，可是他们却管得很糟。那么，我们是否能自己管理美元呢？”

孙立坚指出，中国拥有近1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加上不少其他亚洲国家也有美元储备，预计全世界的美元有三分之二在亚洲国家手里。“大家都在问：美元可以投资到哪里去呢？是否能把美元拿到亚洲进行管理呢？”

他因此建议开展离岸业务，使中国投资机构能投资在发美元债券、有潜能的亚洲企业，以降低直接到美国市场投资的“政治风险”。

事实上，由于诸如中投公司等中国投资机构仍是国有企业，走出去时经常受到投资国怀疑，并面对较高的壁垒阻挡，以致如孙立坚所说的“无法彻底实现海外投资的战略和预期目标”。

他因此希望美国能在中国注资方面“解放思路”，不要对中国国有企业有戒心，以致经济举措蒙上浓浓的政治色彩。

由于中国的执政体系和政治制度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经济危机虽然可以影响到中国的股市,但是,动摇不了中国经济根基~~

一般经济危机的时间不确定，关键看政策的实行情况！

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能够一定程度上幸免此次金融危机？

孙立坚:走为上计--中国应对次贷危机的明智策略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美国次贷危机彻底震碎了华尔街神话，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两家投资银先后倒下，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国国际集团（AIG）等房地产和保险巨头则需美国国会大手笔斥资拯救，在美国经济被金融危机搞到奄奄一息的时刻，世界目光纷纷转向经济仍然茁壮增长的中国：金融危机会把中国拖下水吗？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学者：刺激内需是关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近期发表的两篇评论中强调，中国有条件争取到“独善其身”，“我们无须重复令全世界都羡慕的老生常谈——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大算盘不难打：只要国内需求有较大的扩展，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制造业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转向对内，中国经济不但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且也许对全球经济‘过冬’也不无小补。”

周其仁认为，到了最后，困难只有一个：究竟怎样才能把中国的内需潜力释放出来?

他说，中国目前所谓内需不足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不仅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这个比例实在太低。”

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访问时也提出同样的论点，他说，多年来，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刺激消费的政策一直难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占有的收入比重过高。

中国的税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年预算收入可能达到6万亿人民币(人民币1元约兑0.2新元），占GDP的21％，是20世纪90年代最低水平的两倍。国有企业利润也可能达到GDP的6％，还有大量预算外收入。总体而言，中国“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财富，或者是国民生产净值（GDP减去资本贬值）的40％。

谢国忠说：“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明显地转向这边。降低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

让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更高比例、让他们掌控更多财富就能刺激内需？中国网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热烈，据记者的观察，越来越多中国人拥有过去的“日本人思维”，给他们更多钱，他们会储蓄大部分，对内需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前景不明朗、对前途没有信心，大家都有未雨绸缪的心理。

一名网民在滕讯网论坛中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障一个公民的未来（教育、医疗、养老、就业），那这个国家不可能有内需，因为钱都要储蓄起来，预防这些问题。中国的内需?你能先分析一下中国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么?”

周其仁在其评论中强调，通货膨胀和景气收缩固然受全球趋势的影响，但并不意味每个国家只能被动跟随、无所作为。

他说：“以通胀为例，全球通胀抬头是事实，国际高油价高粮价的冲击也是事实，但在同样的全球环境里，各国通胀率从津巴布韦的百分之几百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大有差别。这说明各个国家还是可以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有所作为、趋利避害的。”

另一方面，周其仁也认为，中国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庞大，面对国际市场升级空间广阔，转向为内需服务同样潜力巨大。此外，中国服务业还在初级阶段，国人收入增加，时间成本增加，对“方便”的需求方兴未艾，这些都是服务业的机会。

他还说：“中国在能源方面也有潜力。油价高，最不应该被吓倒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能源消费中的70%是煤。中国还有粮食生产的潜力与机会。中国还有很多土地没有经营好，原因之一就是粮价不够高。将国际上的高粮价适当传导给中国农民，增产潜力不会小。”

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

《21世纪经济报道》上星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仍存在相当程度的金融管制，是否能因此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独善其身？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接受该报访问时说：“灾难的传导不会只通过金融层面，我们不能认为人民币不国际化、资本市场没有开放，中国就可以避过这场危机的影响。危机可以从贸易层面传导进来。我们这些年的高增长很大程度是靠外贸和外需，外需增长快，带动了一大批外向型产业的投资增长。”

中国金融协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日前在“新浪”举办的一个论坛上则说：“前一段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好，金融的国际参与度还不够高，所以从目前时点来看影响还不算大，但不可大意。”

唐双宁说：“现在经济已经全球化，金融已经没有国界，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为一体。”他特别表示对于经济危机的思考以及防范措施应该提前着手进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已经出台了《国家金融突发应急预案》，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各部委应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提高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但这些只是通过协调机制同其他经济部门进行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培训学院院长王自力说：“事实上，要真正达到管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济主导权的目的，可能还需要改变金融分业监管的局面。统一把预防、阻击热钱进入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对频繁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热钱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预警机制，密切监控热钱流入，规范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管理，重点查处违法违规资金流入，并加强国际合作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可能带来的冲击。”

王自力也说：“当前，中国不仅要关注证券市场和楼价下跌对宏观经济面的影响，而且需要关注不断变幻的国际经济环境，及时进行调整。只要应对正确，国内市场就不会大乱，更不会真实衰退。”

谢国忠则认为，经济发展不能单靠股市、楼市支撑，中国接下来的路一定是要提高经济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

谢国忠预测，美国经济见底并恢复估计要四五年。中国不能希望靠美国经济复苏把自己拉上来，而必须要另外杀出一条血路来，而“杀出血路”的利器，就是提升中国经济效率。他认为，“改革是唯一出路”。

他表示，从短期来看，两方面的政策很重要。从稳定需求来看，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考虑到出口企业和地产开发商的资产流动性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越来越明显，一些财政刺激措施可以做“软着陆”的保障，例如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网修建等，来缓冲下行风险，对经济长期发展也有好处。同时，要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解决他们的偿债能力问题。

“接下来（中长期）就应该找到经济低效率的地方并加以改变。（中国）在财政收支、金融资本政策控制、价格体系控制中存在着相当多低效率的地方。提高效率，中国经济就可以上一个新台阶。”

扩大内需先刺激内需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所造成的最直接影响，其实就体现于大批中小企业的相继倒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中国的宏观调控措施令中小企业承受很大的压力，包括推高其融资成本，使它们纷纷转向地下钱庄借钱，从而负债累累。另外，原材料价格的飙升也让它们雪上加霜。

不过，次贷危机使美国人束紧腰带，大大削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这才是对中国中小企业所造成的“最关键的影响”。“不少中小企业都属于出口型，美国是重要的出口市场，东西（产品）卖不到美国去了，就面对不得不转型的问题。”

以出口为导向经济模式行不通了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有6万7000家中小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雇，说明了过去压低产品价格、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加上美国可能在增加出口量以调整贸易赤字的前提下，要求中国开放其市场，中国企业不但得扩大内需，还要提高竞争能力。提高技术、品牌管理力度和转入服务业，也就成为中小企业继续生存的先决条件。

然而，广大的中国民众重储蓄，或宁可放手一搏，投资股票以“钱生钱”。在这样的背景下，刺激内需、带动人们消费谈何容易？

对此，孙立坚说，首先必须认清人们不愿消费的原因。“老百姓后顾之忧太多，不管是住房、医疗、孩子教育还是养老，未来要用到钱的机会太多了，就把钱储蓄起来或进行投资。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此外，要刺激内需还得确保产品质量，否则中国人都不买“中国制造”，“钱还是流入其他国家”。孙立坚强调：“要两手抓，既确保企业能把东西卖出去，也要使老百姓愿意买。”

开展离岸业务 以降低投资美市场风险

孙立坚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对其外汇资产管理也带来挑战。他解释，中国自18年开放以来，出口势头猛，累积了大量外汇储备，现在因美元贬值而蒙受损失。

“我们把产品价格压低，出口到美国去，赚了美元又让美国人去管理，可是他们却管得很糟。那么，我们是否能自己管理美元呢？”

孙立坚指出，中国拥有近1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加上不少其他亚洲国家也有美元储备，预计全世界的美元有三分之二在亚洲国家手里。“大家都在问：美元可以投资到哪里去呢？是否能把美元拿到亚洲进行管理呢？”

他因此建议开展离岸业务，使中国投资机构能投资在发美元债券、有潜能的亚洲企业，以降低直接到美国市场投资的“政治风险”。

事实上，由于诸如中投公司等中国投资机构仍是国有企业，走出去时经常受到投资国怀疑，并面对较高的壁垒阻挡，以致如孙立坚所说的“无法彻底实现海外投资的战略和预期目标”。

他因此希望美国能在中国注资方面“解放思路”，不要对中国国有企业有戒心，以致经济举措蒙上浓浓的政治色彩。

由于中国的执政体系和政治制度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经济危机虽然可以影响到中国的股市,但是,动摇不了中国经济根基~~

人民币与俄罗斯卢布兑换率

3月10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公告称，为顺应市场发展要求，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决定扩大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浮动区间。

自2023年3月11日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即期交易价格浮动区间由5%扩大至10%，即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即期交易价格可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中间价上下10%的区间内浮动。

广东证券罗志恒团队的研究报告显示，油气行业是俄罗斯经济、工业和贸易的支柱。油价的波动和欧美的制裁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波动。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一直在下降。

俄罗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粮食、能源、原材料竞争力强，制成品依赖进口。

此前数据显示，2019年1-9月，俄罗斯主要出口商品为矿产品，包括化石燃料、矿物油及其制品、沥青等。同期，俄罗斯前四大出口国是中国、荷兰、德国和土耳其，其出口额分别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的13%、11.2%、6.6%和5.2%。

连日来，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从2月17日的92.美元/桶连续上涨至3月9日的111.14美元/桶。

国家商业日报

前两张图是2009年的津巴布韦最大面值纸币：100万亿元。

后两张图是2023年津巴布韦最大面值纸币：100元。

短短13年时间，津巴布韦元不跌反涨，还涨了万亿倍，那这岂不是“宇宙超级无敌最强货币”了？如果真这么认为那就输了，事出反常必有幺蛾子，原因很简单，津巴布韦废除了旧货币，然后发行了新货币，仅此而已。

那么俄罗斯的幺蛾子卢布也就好理解了，虽然没有直接作废卢布，那也是废除了“可自由兑换卢布”发行“不可自由兑换卢布”，通过人为干预，从而让人们产生了“最强货币”的错觉。

当然，不要装自己很强势，市场数据不会陪你演戏。津巴布韦最大面值纸币目前的购买力已经小得可怜，继续发行更大面值纸币势在必行。而俄罗斯卢布，你用官方的高汇率永远换不到美元。

欧洲经济体崩盘可能性大么

次贷危机

孙立坚:走为上计--中国应对次贷危机的明智策略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美国次贷危机彻底震碎了华尔街神话，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两家投资银先后倒下，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国国际集团（AIG）等房地产和保险巨头则需美国国会大手笔斥资拯救，在美国经济被金融危机搞到奄奄一息的时刻，世界目光纷纷转向经济仍然茁壮增长的中国：金融危机会把中国拖下水吗？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学者：刺激内需是关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近期发表的两篇评论中强调，中国有条件争取到“独善其身”，“我们无须重复令全世界都羡慕的老生常谈——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大算盘不难打：只要国内需求有较大的扩展，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制造业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转向对内，中国经济不但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且也许对全球经济‘过冬’也不无小补。”

周其仁认为，到了最后，困难只有一个：究竟怎样才能把中国的内需潜力释放出来?

他说，中国目前所谓内需不足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不仅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这个比例实在太低。”

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访问时也提出同样的论点，他说，多年来，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刺激消费的政策一直难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占有的收入比重过高。

中国的税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年预算收入可能达到6万亿人民币(人民币1元约兑0.2新元），占GDP的21％，是20世纪90年代最低水平的两倍。国有企业利润也可能达到GDP的6％，还有大量预算外收入。总体而言，中国“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财富，或者是国民生产净值（GDP减去资本贬值）的40％。

谢国忠说：“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明显地转向这边。降低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

让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更高比例、让他们掌控更多财富就能刺激内需？中国网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热烈，据记者的观察，越来越多中国人拥有过去的“日本人思维”，给他们更多钱，他们会储蓄大部分，对内需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前景不明朗、对前途没有信心，大家都有未雨绸缪的心理。

一名网民在滕讯网论坛中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障一个公民的未来（教育、医疗、养老、就业），那这个国家不可能有内需，因为钱都要储蓄起来，预防这些问题。中国的内需?你能先分析一下中国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么?”

周其仁在其评论中强调，通货膨胀和景气收缩固然受全球趋势的影响，但并不意味每个国家只能被动跟随、无所作为。

他说：“以通胀为例，全球通胀抬头是事实，国际高油价高粮价的冲击也是事实，但在同样的全球环境里，各国通胀率从津巴布韦的百分之几百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大有差别。这说明各个国家还是可以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有所作为、趋利避害的。”

另一方面，周其仁也认为，中国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庞大，面对国际市场升级空间广阔，转向为内需服务同样潜力巨大。此外，中国服务业还在初级阶段，国人收入增加，时间成本增加，对“方便”的需求方兴未艾，这些都是服务业的机会。

他还说：“中国在能源方面也有潜力。油价高，最不应该被吓倒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能源消费中的70%是煤。中国还有粮食生产的潜力与机会。中国还有很多土地没有经营好，原因之一就是粮价不够高。将国际上的高粮价适当传导给中国农民，增产潜力不会小。”

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

《21世纪经济报道》上星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仍存在相当程度的金融管制，是否能因此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独善其身？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接受该报访问时说：“灾难的传导不会只通过金融层面，我们不能认为人民币不国际化、资本市场没有开放，中国就可以避过这场危机的影响。危机可以从贸易层面传导进来。我们这些年的高增长很大程度是靠外贸和外需，外需增长快，带动了一大批外向型产业的投资增长。”

中国金融协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日前在“新浪”举办的一个论坛上则说：“前一段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好，金融的国际参与度还不够高，所以从目前时点来看影响还不算大，但不可大意。”

唐双宁说：“现在经济已经全球化，金融已经没有国界，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为一体。”他特别表示对于经济危机的思考以及防范措施应该提前着手进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已经出台了《国家金融突发应急预案》，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各部委应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提高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但这些只是通过协调机制同其他经济部门进行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培训学院院长王自力说：“事实上，要真正达到管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济主导权的目的，可能还需要改变金融分业监管的局面。统一把预防、阻击热钱进入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对频繁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热钱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预警机制，密切监控热钱流入，规范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管理，重点查处违法违规资金流入，并加强国际合作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可能带来的冲击。”

王自力也说：“当前，中国不仅要关注证券市场和楼价下跌对宏观经济面的影响，而且需要关注不断变幻的国际经济环境，及时进行调整。只要应对正确，国内市场就不会大乱，更不会真实衰退。”

谢国忠则认为，经济发展不能单靠股市、楼市支撑，中国接下来的路一定是要提高经济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

谢国忠预测，美国经济见底并恢复估计要四五年。中国不能希望靠美国经济复苏把自己拉上来，而必须要另外杀出一条血路来，而“杀出血路”的利器，就是提升中国经济效率。他认为，“改革是唯一出路”。

他表示，从短期来看，两方面的政策很重要。从稳定需求来看，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考虑到出口企业和地产开发商的资产流动性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越来越明显，一些财政刺激措施可以做“软着陆”的保障，例如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网修建等，来缓冲下行风险，对经济长期发展也有好处。同时，要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解决他们的偿债能力问题。

“接下来（中长期）就应该找到经济低效率的地方并加以改变。（中国）在财政收支、金融资本政策控制、价格体系控制中存在着相当多低效率的地方。提高效率，中国经济就可以上一个新台阶。”

扩大内需先刺激内需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所造成的最直接影响，其实就体现于大批中小企业的相继倒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中国的宏观调控措施令中小企业承受很大的压力，包括推高其融资成本，使它们纷纷转向地下钱庄借钱，从而负债累累。另外，原材料价格的飙升也让它们雪上加霜。

不过，次贷危机使美国人束紧腰带，大大削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这才是对中国中小企业所造成的“最关键的影响”。“不少中小企业都属于出口型，美国是重要的出口市场，东西（产品）卖不到美国去了，就面对不得不转型的问题。”

以出口为导向经济模式行不通了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有6万7000家中小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雇，说明了过去压低产品价格、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加上美国可能在增加出口量以调整贸易赤字的前提下，要求中国开放其市场，中国企业不但得扩大内需，还要提高竞争能力。提高技术、品牌管理力度和转入服务业，也就成为中小企业继续生存的先决条件。

然而，广大的中国民众重储蓄，或宁可放手一搏，投资股票以“钱生钱”。在这样的背景下，刺激内需、带动人们消费谈何容易？

对此，孙立坚说，首先必须认清人们不愿消费的原因。“老百姓后顾之忧太多，不管是住房、医疗、孩子教育还是养老，未来要用到钱的机会太多了，就把钱储蓄起来或进行投资。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此外，要刺激内需还得确保产品质量，否则中国人都不买“中国制造”，“钱还是流入其他国家”。孙立坚强调：“要两手抓，既确保企业能把东西卖出去，也要使老百姓愿意买。”

开展离岸业务 以降低投资美市场风险

孙立坚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对其外汇资产管理也带来挑战。他解释，中国自18年开放以来，出口势头猛，累积了大量外汇储备，现在因美元贬值而蒙受损失。

“我们把产品价格压低，出口到美国去，赚了美元又让美国人去管理，可是他们却管得很糟。那么，我们是否能自己管理美元呢？”

孙立坚指出，中国拥有近1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加上不少其他亚洲国家也有美元储备，预计全世界的美元有三分之二在亚洲国家手里。“大家都在问：美元可以投资到哪里去呢？是否能把美元拿到亚洲进行管理呢？”

他因此建议开展离岸业务，使中国投资机构能投资在发美元债券、有潜能的亚洲企业，以降低直接到美国市场投资的“政治风险”。

事实上，由于诸如中投公司等中国投资机构仍是国有企业，走出去时经常受到投资国怀疑，并面对较高的壁垒阻挡，以致如孙立坚所说的“无法彻底实现海外投资的战略和预期目标”。

他因此希望美国能在中国注资方面“解放思路”，不要对中国国有企业有戒心，以致经济举措蒙上浓浓的政治色彩。